仝 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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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并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提出并力争实现的战略性主张之一，其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缅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一方面的重要贡献，对我们加倍珍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以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论题进行探讨。
一、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所作的《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讲道，联合政府的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①]这一说明，高度概括了抗战相持阶段中后期，联合政府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在此，本文着重从国共关系方面的情况说明这一问题。因为：一方面，1944年，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逐渐从最困难的境遇中走出来，根据地的地域、人口和军队分别有了明显的扩大、增长和发展，特别是，正规军发展到47万人，民兵达227万人。[②]这使国民党不能不正视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共的关系；另一方面，尽管1943年春季以后，苏联和英、美等同盟国军队在苏德战场、北非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相继取得重大胜利，从而使这场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的根本性转折，但是，“在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此时出现内战。”[③]苏联和英国出于各自的考虑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中共问题采取缓和态度。不过，从根本上说，对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④]终究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期间存在复杂、曲折的斗争。而着重从国共关系方面说明这一问题，就不能不回顾1944年以前，主要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国共关系情况。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虽然继续主张抗战，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由于正面战场的压力减轻，加之日本诱降和英、美等国对日妥协的影响，由于对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忧惧，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外政策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即“抗日的一面日趋消极，反共的一面逐步加强”。[⑥]该指示还写道，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应以冷静而严正之态度对之。[?]于同年7月6日在武汉正式成立的，它是由国民政府组织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其中国民党人占大多数。中共参政员为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发展，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21]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敦促国民党改变错误政策，尽快实行民主政治，以利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经过充分考虑，决定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二、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正式提出
1944年9月5日至18日，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分别在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林伯渠的报告全文五千余字，含五部分：谈判的重要问题；谈判的重要分歧；七年前的四项诺言我党信守不渝；谈判经过真相；挽救危局准备反攻应采救急办法。
关于“谈判的重要分歧”。林伯渠主要谈了3点：
其一，军事问题。根据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正规军队477,500人的实际情况，中共请先给5军16师番号，而国民政府只允编4军10个师，并且在政府提示案中，对编余部队“限期取消”，对已编者“限期集中”。
其二，对敌后民选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其所管辖的地方政府，而政府提示案则要取消之。
其三，党派的公开合法地位，与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身体自由的保障等问题。对此，林伯渠指出：“依目前情形而论，并未见有何改善”。[22]他举例说，言论自由问题，政府已表示言论尺度放宽，而实际上我们敌后近几个月来打了不少大胜仗，攻克了很多县城，这战报每月呈送军令部，始终未能发表，送《新华日报》也是被扣，再如人民身体自由，政府自八月一日宣布实行保障的规定，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再要求释放叶挺将军，他既非共产党员，去新四军更为政府所劝请，不应该拘禁他。我们要求释放自香港沦陷返粤被捕的廖仲恺先生公子廖承志。此外还有很多政治犯身囚监中，我们也要求释放，但都未能做到。[23]
关于“七年前的四项诺言我党信守不渝”。所谓“七年前的四项诺言”，是指1937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所写的四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24]
林伯渠列举并概括了七年来中共在这些方面的要求与作为，如指出，我们并不曾另立中央政府，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民选政府为它所管辖的地方政府，我们是赞成统一的，中国也必须统一，但统一必须是民主的统一；我们的部队几年来从未得到粒弹一饷的接济，而仍坚持敌后战争，拥护国民政府蒋委员长；我们在司法方面已做到切实保障各阶层人民的人权财权和地权等等，我们完全依靠人民来执行弹劾政府，所以我们那边绝少贪污渎职事件发生。鉴于无可辩驳的事实，林伯渠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对四项诺言确实完全做到了信守不渝”。[25]
关于“谈判经过真相”。林伯渠谈道：“到重庆以后，我党中央即来电报提出二十项意见，由我于五月二十二日交张、王两先生，请其转陈国民党中央，张、王两先生认为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不肯接受。本人为尊重张、王两先生意见起见，向我党中央请示，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改为口头要求，由本人于六月五日送交张、王两先生，张、王两先生同时将政府提示案交给我，但对我党中央提案则不允收转，一直争执到六月十五日，才复信称已转呈政府，但解决办法仍照政府提示案不能变更，谈判遂呈僵局。”[26]这里所说的党中央的二十项意见，是指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所写《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其中“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
“全国者三条”是指：“(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27]
“两党者十七条”涉及两党关系的各主要方面。如第（八）条提出：“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此等诬蔑与侮辱的称号，过去还是暗中流行，近更公开见诸报纸”。[28]
考虑国民党方面的意见，中共将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后，原“全国者三条”的全部内容和原“两党者十七条”中的最主要的内容，均保留了下来。
在讲明国民党方面对谈判设置障碍，致使谈判“遂呈僵局”的情况后，林伯渠强调：“此事责任并非在我。但我党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曾来电请张、王两先生赴延安继续谈判。张、王两先生说此事可以商量，两党谈判的经过情形大致如此”。[29]
有鉴于上述情况，在“挽救危局准备反攻应采救急办法”部分，林伯渠完整地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首先指出，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他还说，这几天参政员诸先生的各项询问，也正说明了我们政府的机构从人事到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适合今天抗战的要求。随后，他“坦白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30]
6个月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讲到“联合政府”的性质及回顾“联合政府”主张提出的经过时说，联合政府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31]他还说：“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32]。
的确，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各民主党派及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国统区各界社会人士张澜、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济深、陶行知、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广大工人、学生还举行了示威游行。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33]
三、力争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正式提出后，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一主张而努力。在此，仅就政治上的引领梳理以下几点。
一是，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危害抗战的误国政策的实质，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力争人民民主。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结束的次日，即9月19日，新华社写了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毛泽东对该稿做了大量改写。[34]他写道：“一看六月五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 [35]
该提示案的要害有二：（1）要把在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对此，毛泽东痛斥：“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2）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36]对此，毛泽东质问：这些所谓“省政府”……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强调：“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37]
不仅如此，这封电讯稿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一再声言的“我们中央屡次表示只求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进行了十分有力的驳斥。其指出：如果这政令是引导国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这军令是致使抗战失败的军令，则为任何中国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所决不能服从，亦决不容许其统一的，问题的核心就在国民党政府今天的政令军令正是这么一种东西，……因之，“今日欲谈军令政令之统一，必须彻底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欲改变军令政令之性质，必须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必须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把那些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赶出去，由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政令军令，使其能代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及人民的意志。必如此方能真正挽救目前的危机及争取抗战胜利”。[38]
二是，通过对比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以及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不同局面，引导全国人民认识国民党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给人民以民主的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做了深刻的阐述。关于两个战场的情况，毛泽东在历数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以及“直到现实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后，着重指出了三点：（1）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至1943年，“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2）1944年，面对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国民党军队在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直至1945年4月下旬，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40个师团，58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22个半师团，32万人，占了56%；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17个半师团，26万人，仅占44%。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3）数达80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79万7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39]
关于两个区域的情况，在说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解放区得到完全的实践后，毛泽东对国统区的情况做出评价。他指出：“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毛泽东并分析了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产生这种严重情况的原因，即：“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40]
三是，深刻分析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和危害，并提出以“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为最重要前提的“我们的具体纲领”40条。
在《论联合政府》报告的第四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毛泽东指出：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他分析说：“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41]
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七大在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了“我们的具体纲领”40条。其中第一条、第二条分别是：“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报告并强调，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42]
回顾上述历史，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至今已逾70年。固然，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坚持反人民的政策，拒不进行政治改革，致使这一主张未能在抗战时期实现。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引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一主张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毕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卓有成效地鼓舞和动员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力争抗日民主，一定程度地抑制了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反动，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新中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做了重要铺垫。因此，我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忘记它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以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团结奋斗，把今天的事业做得更好，努力争取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毛泽东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
九）第1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
九四九）第20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
九四九）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 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注：本文见《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5期。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 王世杰，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8-499页。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页。
[?] 指该会通过的《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 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
[21] 1947年5月，国民参政会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1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1页。
[24]《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4页。
[2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2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版，第133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页。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4页。
[3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3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276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34] 毛泽东改写的内容，后以《驳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为题，收入《毛泽东文集》第3卷。
[3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12页。
[3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12页。
[3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510页。
[39]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2-1043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7页。
[4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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