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为《青年杂誌》）为标志，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倡导思想启蒙、个性解放，对此后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年来，我们是怎样对待传统文化的？习近平总书记是怎样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什么样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如何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又如何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建设好高校校园文化？带着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BetWay体育首页登录博士生导师郭建宁教授。

 

记者：郭教授，请您先介绍一下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与由来。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两大口号，一是科学与民主，二是打到孔家店，前者讲的是怎样对待西方文化，后者讲的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新文化运动？

 

郭建宁：讲新文化运动，必须放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加以认识与考察。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时间上使中国进入了近代史，在这之前是古代史。在空间上使中国进入了世界史，在这之前基本上闭关锁国。比如说此前英国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和清政府谈通商，当时清政府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我们吃有最好的大米白面，穿有最好的丝绸，喝有最好的茶叶，我们什么也不缺。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天朝王国尽善尽美，以不变应万变，祖宗之法不可变。

但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情况变了，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睁眼看世界，看到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这就是有一个与中国文化不同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明不同的西方文明。而且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好像还很强势，它已经是工业文明、工业社会、工业文化了，而我们还是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农业文明，表现在鸦片战争就是西方船坚炮利，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搞洋务运动。这是第一期变器物，即学西方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军事和工业。但是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表明洋务运动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

接着是第二期变制度，即学西方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1898有一个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代表人物是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提出修铁路、派留学生、办报纸、办翻译局、办现代意义的大学等，这些主张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扰只搞了103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等被处死。维新变法103天就夭折了，但是中国人的探索奋斗没有停止，接下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邹容、秋瑾、陈天华等出场了，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起义，有时候看来好像是飞蛾扑火，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再起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是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也只是推翻了一个皇帝而已，在共和的名义之下人民仍然倍受专制之苦。而且由于接下来的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积贫积弱，局势好像更糟。

那么怎么办，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第三期变文化，即学西方的精神文明、文化和价值观。比器物更重要的是制度，比制度更深沉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因为器物和制度要靠人来制造和执行，而人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观就是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当时的人们认为，中国所以落后、所以挨打，有器物原因，有制度原因，但最根本最主要的是文化原因，是我们的固有文化不适应时代、妨碍了现代化。器物的落后、制度的落后，都源于文化的落后，这是最根本的。中国社会的落后，本质是文化的落后，中国的社会重建关键是文化重建，成了很多人的“共识”。那么文化如何重建，我们注意到那个时候“新”这个字是用的非常多的，比如说“新青年”，比如说“新文化”，比如说毛泽东在湖南成立了一个社团叫“新民学会”，新青年、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做新民，这个“新”是什么，就是科学与民主，针对的什么呢？就是 “旧”，就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包括儒家包括孔子。

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和标志是1915年9月15号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誌》，第二期改为《新青年》，这是那个时期最有影响的一本刊物。《新青年》高扬的是科学的旗帜、民主的旗帜，宣传思想启蒙、个性解放，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提倡新文化就要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反对旧文化就要批判传统“打到孔家店”，这就形成了两大口号。对此怎么看，我觉得新文化运动文化重建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主题是启蒙，其思想解放的意义是无可限量的，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启蒙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这是应该而且必须充分肯定的。

当然，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激进的文化批判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和不足，主要是破的多，立的少；批判的多，建设的少；决裂的多，传承的少。因此西化色彩比较浓，文化主体性比较弱。新文化运动只是开启了启蒙之门，文化建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它批判了旧文化，但没有形成新文化，摧毁了旧道德，但没有形成新道德。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很多人实际上是把西方文化与科学民主划等号，只看到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的面相，而看不到其它的面相，因此基本上只有肯定，没有否定，好就是绝对的好。同时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封建糟粕划等号，只看到应当剔除的方面，而看不到需要传承的方面，因此基本上只有否定，没有肯定，坏就是绝对的坏。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文化转型，其激烈的反传统，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引起了强烈的文化焦虑。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调适，逐步地进行文化修复。

100年后思考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第一，新文化不等于西方文化，两者不能等同，同时要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第二，中华传统文化不等于封建糟粕，两者也不能等同。中华传统文化中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时代价值的方面应该发扬光大，要从延续民族血脉中开拓前进，同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三，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相连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把握这三点，才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辟未来。

 

记者：您认为新文化运动100年来，我们是怎么对待传统文化的？经历过怎样的变迁过程？

 

郭建宁：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状况，我把它概括为三个词，第一词是“看不起”。那个时候的人们大多是反传统，包括北大的学者，包括早期的李大钊、陈独秀，也包括胡适和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等，大多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北大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吴稚晖，一个叫毛子水，他们说了很极端的话，比如吴稚晖说所有的线装书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毛子水说所有的线装书都要仍到茅厕里去，都是激进地反传统。有些人认为这还不够，提出了更极端、更激进的主张，即废除汉字，汉字拼音化拉丁化，理由是英文就26个字母，不断的组合，所以要学习方，废除汉字，汉字拼音化、拉丁化。现在想想真是非常后怕，如果当时的人们脑子一热把汉字废除了，现在讲文化传承就太困难了。

到了“文革”的时候是“看不到”，那个时候把传统文化当做封建主义，西方文化叫做资本主义，前苏联东欧文化叫做修正主义，打倒帝修反，批判封资修，那时要看传统文化包括线装书、文言文、繁体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是“看不到”。“文革”期间1973年、1974年还有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大家知道我们历史上对孔子历来有两派，一是尊孔的，对孔子的定位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没有孔子大家都在黑暗中，天还没亮。还有 “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太厉害了，半部就可以治天下。当然也有批孔的，认为孔子从来不代表先进文化，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因此“文革”的时候我们不称孔子，而是孔老二。所以“五四”是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是打倒孔老二。

我还想说一点，大家知道“文革”的时候有一个芭蕾舞叫做《白毛女》。当然《白毛女》不是“文革”的时候才有的，延安就有了，那时是歌剧，到了“文革”的时候排成了芭蕾舞，按照当时的语境《白毛女》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坏蛋，一个是大地主黄世仁，一个是他的狗腿子穆仁智，大家看这两个人的名字怎么起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要义如果用五个字表述的话，那就是“仁、义、礼、智、信”，黄世仁的“仁”，穆仁智的“仁”和“智”就是选自于这五个字中，“文革”的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是一个什么态度和取向就很清楚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看不懂”，“看不懂”比“看不起”、“看不到”更危险。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看不懂这个血脉就中断了，这个精神家园就没有了，文化传承就消失了，就变成了博物馆里的东西了，就可能成为文化的流浪者，所以这是最可怕的。文化传承是当务之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对《光明日报》推出的家训、校训、座右铭等，对央视播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持积极的支持和肯定态度。当然，仅仅讲文化传承还不够，还要讲文化创新。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在激烈的文化进程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活力。

 

记者：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对待中华优秀待传统文化有许多重要论述，讲得很深刻很到位，其主要内容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郭建宁：是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的讲话都讲到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二是全面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他指出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以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至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这些思想和理念，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他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三是深刻论述了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他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待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十个字具有特别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年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双创”则是我们今天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方针，也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贯穿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述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激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说到底就是坚持文化主体性，这是民族复兴和文化认同的基础。

 

记者：您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如何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强国？

 

郭建宁：文化何来，由人化文；文化何用，由人化文。这是当代中国学者关于文化的产生与作用的表述。前一句讲文化的产生，关健词是人化，就是人创造了文化，动物界只有本能，自然界只有自然迹象，没有文化。要有文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字。有了语言和文字才能进行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生产、文化储存。人创造了文化以后，文化有什么作用呢？后一句就是讲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了，这里的关健词是化人。文化文化关键在化，人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提升人、培养人、塑造人、熏陶人，这就是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这两句话把文化的产生与文化的作用说清楚了，文化怎么来的？由人化文。有什么作用？由文化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符号，民族认同和精神家园，如果没有了这样的文化维系，就没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没有了一个精神寄托之处，就像一个人没有了灵魂，就像浮萍没有了根，就会成为文化流浪者。现在有很多提法比如说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文化复兴，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是上游，文化是高处的水，要占领文化的制高点，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文化要走出去，要提升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等等，都来讲文化的重要性。文化这样一种引领和支撑作用越来越为大家所重视，也越来越凸现。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我着重讲两个问题。

一是价值观自信的问题。

从哲学上说，价值是关系范畴，反映的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评价客体利弊，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特定关系，体现的是人对世界的选择和世界对人的意义。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人的价值判断、价值尺度、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等等就形成了价值观。价值观包含了人们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总体评价、深入思考和价值共识，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评判和行为规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强大力量。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需要价值观自信的支撑。我们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旗帜、思想引领、文化导向的重大作用，凝聚力量，团结奋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增强价值观自信。

价值观自信是价值追求的确定性。价值观关涉人们对事物及其发展的是非成败、利弊得失的判断和选择，从而使人的行为具有倾向性和稳定性。新变化新阶段，新问题新挑战，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十分艰巨的国内改革攻坚。面对国际上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国内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并存。只有树立高度的价值观自信，才有头脑清醒，才有政治定力，才有执着坚守，才有自觉践行。才能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在当代中国讲价值观自信，就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自觉与自信，适应了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衔接，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根本价值追求。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引领风尚。发展起来的中国，人们对文化建设、道德重塑、价值追求、人文修养等有新的期待和更高的要求。如果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却是道德失范、价值失迷、文化失衡、社会失信、人文精神失落，人们的幸福指数就会减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与和谐，发展也不可能持续。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物质生活过度奢靡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万能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面对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多样多变，价值观自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价值观自信，就没有“定准”，就失去了“本根”。

二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走出去就是和西方文化正面地交流、对话、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这需要在两个方面创新，第一是表现形式的创新，要努力争取用西方人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表现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我们需要培养一批既了解中国，也了解世界，既能用汉语，也能用英语或者其他的语言流畅地表达的高端人才。第二是表现内容的创新，这要实现三个转换。一是从语言到文化的转换。海外的孔子学院，主要还是讲汉语，我们要从语言到文化，讲中国文化。二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换。我们现在的孔子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年，主要讲的还是传统文化。我们还要讲今天新的创造、新的辉煌，既要讲我们的传统文化，还要讲我们的现代文化。三是从文化到思想的转换。要介绍中国的思想成果和学术贡献，讲中国的学术理论、学术思想、学术话语。这样的转换将使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大大加强，在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

 

记者：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具体就高校而言，我们应该如何建设校园文化，使其更好地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郭建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要求的大学文化，培育和弘扬大学精神，把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是高校的重大任务和光荣使命。为此就要特别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并注重以下四个“体现”：一是体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使学生爱学并终身受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二是体现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实落细落小，扣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三是体现在立德树人中，要坚持以德为先，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严于律己，做一个高尚的人。四是体现在网络建设中，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充分运用新型手段创新宣传思想工作，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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