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天灾、也是人祸的2019~2020年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无疑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失与冲击，但它也以血的事实与教训警示我们，必须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重新思考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看似突如其来、但却事出有因的灾难性事件，尤其凸显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难题，值得做深入探究。
应该承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摹本的广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总体上持一种相对乐观态度。这既表现在它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特征，或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性克服的看法，也表现在对于如何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变革或重建的自信。比如，即便是已经在主动趋近或复活社会主义自治传统的戴维•佩珀和明显具有生态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默里•布克金，他们所描绘的未来绿色社会，也更多是一种过分理想或乌托邦意义上的图画。佩珀认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地把他们的需要发展到更加复杂的水平，但不一定违反这个准则（即自然的限度）。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更丰富的社会，其中，人们吃更加多样化和巧妙精致的食物，使用更加艺术化建构的技术，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加多样化的休闲消遣，更多地进行旅游，以及更好实现性生活的满足，等等，但这将有可能对地球的负载能力要求得更少，而不是更多。”1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既是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都有一个天然的限度，也是由于这种需要是在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所以这些需要完全能够在大自然可以包容的生产力发展的范围之内得到满足。而布克金则认为，“这些较大规模的或复合性的公社——进一步通过生态系统、生物区和生物群落形成邦联化的网络，必须艺术化地适应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想象，它们的广场将会交织着河流，它们的集会场所将会被树林环绕，它们的外观经过深思熟虑并被雅致地美化，它们的土壤被精心养育以促进有利于我们自己、家养动物甚至可能条件下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野生动物等生存的植物多样性。我们有理由希望，大的公社将会共处、滋养和养育那些本来就属于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生命形式”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既是由于生态公社所具有的“自由创造的、合乎人性的和有意识培养的密切关系”，也是由于届时人们所具有的生态方向感以及由此所赋予的自己活动的伦理意义，未来生态社会将会体现为“具有丰富的创造性自由主义特性的重新共同体化”，或者说人与自然之间由于人与人关系和解而带来的重新和谐。包括佩珀和布克金在内的对未来绿色社会的这种理想化或乌托邦设计，当然可以从理论上消除或回避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态环境破坏难题——至于它们是否可以彻底根除由自身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另一回事，但却进一步彰显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过渡机制或变革动力难题，即现实中究竟可以由哪一个社会群体（组合）领导、又以何种方式迈入这一理想社会。结果是，佩珀只得将起始或实现这一绿色变革的希望寄托于时间或未来，“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它被创造出来并坚持它的时候，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布克金则将其寄托于我们对历史经验的学习感悟，“观念只有当人们准备接受它们时，才能传达给大众”，总之都不是当下的迫切之事。
相比之下，主流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所存在的更大缺失或难题，是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这一前缀的科学意涵的准确阐释与自觉吸纳，而萨拉•萨卡也许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与其他绿色左翼学者不同，萨卡将自己的“激进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置于一个全新的“增长极限”范式基础之上：地球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容量构成了对任何形态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终极性限制，因而承认并遵从这一限制是建立一种真正可持续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伦理准则。依此，在他看来，受制于“增长抑或死亡”铁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持续性或反生态本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所谓的“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努力并不会改变这一本质或发展趋势。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最终受挫，同时是由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触碰到了整个社会的生态极限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及其践行主体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并持续下去，而欧美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其实已然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标志性构成元素，所致力于的至多只是对新（旧）自由（市场）主义的社会伪饰，因而，未来的生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同时是在生态上和社会上革命性的。就前者而言，它意味着当代欧美社会中工业（城市）化经济的一种大幅度持续性退缩，直至可持续稳态水平；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政策）元素比如自然资源和生产手段的公共所有形式、计划形式和配给形式等的创新性运用，从而确保这种经济活动退缩过程中的社会秩序、公正与进步。“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与工业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且无法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需要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而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生态经济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被看作是非工业社会。”3可以说，正是由于基于生态可持续性或“增长极限”的视角，萨卡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前缀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了地球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对于当代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天花板效应”，尽管他并未弃置而是明确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与取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他对于不同种类自然资源稀缺性和可替代性的具体计算的准确程度是可以讨论的，但随着国际环境政治与合作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的持续推进，自然生态的极限性约束已经成为左翼进步政治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议题。换言之，他所描绘的未来绿色社会前景恐怕仍然是主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难以接受的，但却越来越是无法绕过或回避的。
基于上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语境或认识，我们可以对2019~2020年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凸显的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难题做如下两点讨论。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基础或基质问题。究竟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又如何创建这样一个我们所期望的社会？作为一个一般性问题，过去几年中已经有着许多更多是一般意义上或抽象意义上的回答——比如小康富裕社会、和谐包容社会、共享共建共治社会等。但这一突发事件表明，其中的复杂性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要远远超出我们已有的理论认知甚或想象。一方面，对于像武汉这样的超大规模都市来说，理应重新考虑目前采用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和治理机制是不是充分的，以及如何确保它们的及时、协调与有效发挥作用，但还要进一步追问它们在何种意义上还是或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民主地自我组织起来并对整个社会负责的地域空间，并依此审视我国近年来所大力推动的城市化、都市圈或“省会首位度”战略。另一方面，着眼于此类公共安全事件成因的科学认知及其有效应对，除了应关注现代交通手段导致的人口快速流动所带来的公共治理与安全方面的风险隐患，更要深入分析这种超大规模流动背后的无序与浪费特征及其经济社会背景——无论是农民工还是高校学生的庞大人口流动所体现的其实都是并不均衡的经济社会资源配置，并反过来弱化了作为城市和乡村而存在的社会的自主性。可以想象，新型科技比如大数据和更严厉社会管控手段的引入或强化将会成为疫情之后“亡羊补牢”式的应对之策，但我们仍有理由提问，日益城市化或都市化的未来社会将只能是一种更高强度管控或更少个体自由的社会吗？果真如此的话，又应如何理解与阐释社会主义社会的解放意涵呢？
其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众科学基础及其生态主体培育问题。近年来关于生态文明教育和生态主体培育的讨论，已经取得许多进展，比如中小学的生态文明素质教育和高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主题教育。但这次突发事件所表明的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首要内容还是生态科学的教育，而教育的对象则应是包括各层次学生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或主体，特别是将富裕消费能力与不良消费嗜好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社群。可以设想，那些更多是基于错误理念（比如养生保健）和好奇心的野生动物食用者，如果有充分的生态学和医学知识，能够确切知道像蝙蝠、果子狸这样的（半）野生动物的病毒携带和传播风险，就不太可能如此不负责任地去冒险消费。此外，如果能够及时有效地科普各个行政监管渠道中的政策制定者、执法者和监督者，使得这些公职人员明确知道像蝙蝠、果子狸这样的野生动物贩卖食用的巨大公共卫生与安全风险，估计也不会发生像华南海鲜市场这样长期违规违法经营直至酿成大祸的极端情况。当然，这些生态科学教育并不是确保某一社会主体或群体生态正确行为的唯一途径，更不是实现其生态主体培育的唯一进路，前者更为有效的也许是足够严厉的法律惩罚规定和执法力度，而后者更为根本的是自婴幼儿时代开始的生态价值观教育及其督促践行。但从2003年“非典”疫情到2019~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可以发现，防止风险转变为灾难的“主战场”并非是那无辜受害受损的社会大多数，而是那些无知无畏的社会极少数。对于后者，除了借助社会大多数的政治意愿与力量平常努力尽可能扎好扎紧全方位的制度屏障和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更为可靠的也许是切实做到有针对性的生命科普教育，而简单寄希望或诉诸于对其“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改造恐怕是很难奏效的。默里•布克金在谈到向生态社会的转变时曾提到，“它纯形式的结构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创造它们的人们的伦理价值”4，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1.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2. 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页。
3.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4.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8~409页。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8ZDA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