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来斌: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方法论特征

 

【内容提要】如何看待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关涉到我们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研判。这一定义的形成,是基于对占有材料与运用材料、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逻辑严谨与表达通俗等方面关系的正确把握,体现了方法论的科学性;是基于对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等人帝国主义定义的批判性考察,反映了方法论的批判性;是基于对帝国主义在特征、阶段、体系等方面内涵的多重界定,彰显了方法论的综合性。这一定义显现了“尽量简短的定义”与“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之间的理论张力,体现出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把握和灵活运用。这一定义体现的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源于列宁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映现出其独特的理论原创性,彰显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必须高扬列宁帝国主义定义所彰显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精神。

【关键词】列宁主义  帝国主义  方法论

作者简介:孙来斌(1967- ),BetWay体育首页登录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在列宁的理论著述和思想贡献之中,其帝国主义理论无疑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英国学者尼尔·哈丁甚至评价说:“列宁几乎独自复兴了一种作为革命性理论和革命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全部事业的基石就是帝国主义理论。”就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研究内容涵盖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形成过程、逻辑结构、主要内容、理论贡献、历史地位、当代价值等多个方面。在我们看来,列宁帝国主义定义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关于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原创性。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专门探讨的不多。相比而言,国外学者的态度分化明显。英国学者安东尼·布鲁厄否定了包括定义在内的整个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原创性,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少贡献,或者说没有贡献。他的理论内容是微不足道的,且来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美国学者约翰·威洛比在这方面持相近态度。美国左翼学者詹姆斯·布劳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主张从社会体系角度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虽然源于希法亭、霍布森等人的理论,但从把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加以分析的角度来看,显然具有原创性”。布劳特还提出,研究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在文本来源上不应限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应该将这本著作和其他相关文章看成一个理论整体。应该说,这种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关于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当代价值。作为前述问题的延伸,这个问题同样引发国外学者的不同意见。持否定意见的约翰·威洛比认为,“列宁留下的是有问题的遗产,列宁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得出的简单的未来预见,在二战以后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埃及学者阿明、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等人则充分肯定了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当代价值。多斯桑托斯认为,“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问世以来,我们就有了一种分析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主体”。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但持肯定意见的占多数。

第三,关于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方法论。探讨前面两个问题,实质上难以回避方法论问题。众所周知,列宁批判地借鉴过霍布森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埃克斯坦认为,人们谈论的“霍布森—列宁论题”有其存在意义,确实要注意列宁和霍布森之间的理论异同。那么,列宁的定义何以超越霍布森等人的定义而具有原创性和解释力?回答这个问题绕不开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方法论。现代“帝国主义”的“基本含义自第二国际时期以来就呈现出政策论、阶段论、特征论和体系论等多重面向”,那么,列宁的定义何以反映这些“面向”?在我们看来,回答这个问题,自然也要探讨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方法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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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占有资本主义发展新材料的基础上体现研究的科学性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段话,深刻揭示了蒲鲁东颠倒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错误,强调了经济范畴与现实关系之间的辩证法。就帝国主义这一重要概念而言,它的科学定义正是列宁在占有大量资本主义发展新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理论抽象而成。可以说,科学性是这一定义形成的重要方法论特征。

   1.把握占有材料与运用材料的关系

  占有大量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材料,是列宁给帝国主义下定义的基础。为了深刻揭示帝国主义的实质,列宁做了充分的材料准备。除充分利用苏黎世州立图书馆的丰富资料外,列宁还从其他城市借阅了一些参考书籍,广泛阅读了经济史、政治史、外交史、战争史等方面的许多文献,收集了世界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据统计,列宁考查过的多种文字出版的各种书籍、学术论文、报刊文章和统计资料有几百种。其中,他从148部书籍(其中德文的106本,法文的23本,英文的17本,译成俄文的2本)和49种期刊(其中德文的34种,法文的7种,英文的8种)上的232篇文章(其中德文的206篇,法文的13篇,英文的13篇)中作了摘录。在写作准备期间,列宁的这些摘录及思考,形成了关于帝国主义的读书笔记。因此,列宁得以“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占有材料,只是研究的开始;运用好材料,则是研究的继续。列宁注意到,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有关问题时掌握了很多新材料,但他们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宣称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表面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没有认识这些材料的含义和意义。”列宁强调要从整体上把握各种材料,善于看到材料背后的东西。为了说明正确运用材料的重要性,列宁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兰斯堡和考茨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揭示了考茨基所犯错误的方法论根源。尽管兰斯堡同考茨基一样对帝国主义做了小市民式的批评,但是他毕竟对贸易统计材料作了比较科学的整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考茨基,竟然简单地、随意地拿一些材料作比较,结果“回避和掩饰问题的实质”。这种极其随意的、非常草率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容。事实是“顽强的东西”,然而,“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2.注意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区别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表明,只有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才能对具体的材料经过细节舍弃和表象蒸发而达到抽象的规定,从而发现研究对象的本质。只有在这一研究工作完成以后,适当的叙述才有可能。

   列宁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了《资本论》的方法。在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前一年,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这段论述,深刻表明列宁对《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和叙述结构的认识。

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列宁沿着《资本论》的道路,走出了“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列宁路径’”。他从当时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资本集中”这个逻辑起点,抽象出“垄断”这个核心范畴,进而概括得出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基本定义、核心判断。这里的研究方法,遵循的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路径。就叙述结构而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正文包括十章,结构大体可分为三大块:第一至六章论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为其后定义帝国主义打基础;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分别从阶段性、腐朽性、过渡性界定帝国主义;第九章是理论上的回应,集中批判了考茨基等人的帝国主义定义。三个部分都围绕着垄断这一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展开,都服务于给帝国主义以科学定义的目的。这样的叙述结构,是完成研究之后的适当安排,遵循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路径,呈现出来“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但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经济社会现实在观念上的反映,只不过经过了头脑的改造和逻辑的安排。

   3.实现逻辑严谨与表达通俗的统一

  列宁给帝国主义下定义的叙述安排,实现了逻辑结构严谨与表达风格通俗的有机统一。如前所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在篇章结构上的逻辑极其严谨。它以“资本集中”为逻辑起点,紧紧围绕“垄断”这个核心范畴展开论述,将帝国主义的几个定义恰当地安排在不同篇章之中,通过“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这个‘变速箱’的各个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帝国主义的政治内涵。

在表述风格上,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同他的整个帝国主义理论一样,都非常注重通俗性。有学者曾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书基本上被视为其他作者分析的一种综合,从而使他们接近于广泛的大众”。这一观点,将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视为其他作者分析的简单综合,无疑是一种误读,但在“接近于广泛的大众”这一点上的判断倒是准确的。可以说,通俗性是列宁长期坚持的理论表达原则,他一贯反对用“畸形的语言”对群众谈论理论问题,主张“最马克思主义=(转化)最通俗”。就帝国主义定义而言,列宁尤其注重通俗化表达。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将要出版时,曾有人质疑“通俗的论述”这个副标题有无必要。列宁对此回应说:“《通俗的论述》这一副标题绝对必要,因为许多重要材料就是按照作品的这种性质来阐述的。”在写作过程中,列宁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基本特征。他强调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给帝国主义所下的这个定义,和其他几个定义一样,简单明了、通俗易通,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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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视霍布森等人的相关著述过程中凸显强烈的批判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当时的各种著作中,帝国主义扩张引发的各种矛盾受到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那么,怎样的批判才能揭示实质、切中要害呢?“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前进,去进一步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这段话表明了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的基本立场。针对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等人关于帝国主义的批评,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着重从阶级立场、基本方法等角度展开再批评,提出了他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就此而论,列宁帝国主义定义形成的方法论具有批判性特征。

   1.揭示霍布森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批判其对外政策论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所撰写的《帝国主义》,运用大量客观事实和统计资料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是较早系统研究现代帝国主义的著作。列宁在积极利用霍布森的合理观点的同时,也深刻批判了霍布森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错误观点。

  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和资金过剩有关。在他看来,“美国大跃进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迫切需要外国市场来消化商品和资本,催生出“美帝国主义”,而欧洲国家也在走同样的道路。为了解决“周期性贸易衰退”问题,“帝国主义致力于为工业巨头寻求销售国内剩余产品的国外市场与增殖国内剩余资本的国外投资场所,以便扩大能够容纳他们剩余财富洪流的渠道”。可见,霍布森未能触及垄断这一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未能深入到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层面探讨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而将帝国主义看成经济分配错谬、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结果。

基于这种认识,霍布森将帝国主义仅仅看成一项对外政策,认为“帝国扩张的动机并非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是出于某些特定阶级的利益,这些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将扩张政策强加给国家”。他抨击了这些阶级对国家政策的绑架,指出“国内的金融势力凭借这个过程篡夺统治权、推进帝国扩张政策,是为了能将经济吸管插在外国身上,以榨干它们的财富以维持国内的奢侈生活”。他站在道德层面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政策是一种出于自私自利的“卑鄙选择”。列宁评价说,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不管他怀着怎样的善良愿望,只要他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垄断的联系,“那么这种批评就始终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不只是一种对外政策。仅仅将帝国主义当作一种对外政策,实际上就否认了帝国主义产生的不可避免性。

   2.揭示希法亭的调和主义色彩,批判其掩盖帝国主义实质的错误

  鲁道夫·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是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发表较早且影响较大的帝国主义研究著作。列宁评价说,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是,列宁也指出,希法亭的著作存在着关于货币的理论错误、忽视金融资本与寄生性的关系、忽视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等理论缺陷。

在希法亭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他关于帝国主义的明确定义。当然,《金融资本》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现象,但是,他未能从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高度来理解垄断,更没有对垄断在金融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予以充分重视,而将之归结为信用和股份公司。他认为,“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我们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这实际上陷入了流通决定论。

鉴于列宁曾将帝国主义称为“金融资本时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列宁对金融资本的定义。与希法亭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理解金融资本不同,列宁认为,生产集中推动了银行业资本的集中,并促进了银行垄断的形成。而银行业垄断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导致银行和工业的相互渗透和控制。列宁运用大量的银行资料和现实案例来说明,随着互相渗透的情况越来越深入,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日益融合生长到一起,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列宁明确指出:“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很显然,这一定义不同于希法亭的定义。在深入的过程分析基础上,列宁尖锐地指出,希法亭的定义虽然反映了金融资本的某些特点,但“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如此一来,它就掩盖了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融合生长而形成的万能的垄断资本这个本质,从而也就掩盖了帝国主义的实质。正因为如此,希法亭的理论存在着“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列宁明确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

   3.揭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实质,批判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政策论

  卡尔·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表的《帝国主义》等著述,对帝国主义作出了一种貌似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上却是为金融寡头开脱战争罪责的机会主义解释。对于考茨基的理论错误,列宁进行了深刻批判。

考茨基从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入手,强调要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大部类、工农业之间都应当保持适当比例。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工农业之间保持适当比例相对容易。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这种适当比例有遭到破坏的危险。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技术的进步,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大,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以对外扩张来掠夺农业资源成为工业国家的选择。可见,“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力图兼并落后的农业国家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意图。

列宁认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定义错误百出。首先,从政治上看,考茨基将帝国主义解释为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兼并农业区域,这是对帝国主义特点的一种片面认识。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力图兼并,这一概括“是对的,但是极不完全”,因为帝国主义并不是一般的兼并,而是“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其次,从经济上看,考茨基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工业资本发展的产物,这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一种错误理解。帝国主义虽然同工业资本的发展有关,但是,“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同时,“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比如,当时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就是如此。再次,考茨基将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实际上,帝国主义争夺领土的斗争,既有深刻的政治根源,也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否定两者的内在联系,“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由此可见,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见解”,不仅比希法亭倒退了,而且比霍布森也倒退了。“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在深刻批判考茨基的错误定义的基础上,列宁论证了帝国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科学预见了帝国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前景,指出帝国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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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示帝国主义特质的全方位考察中彰显视角的综合性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概念,“帝国主义”在不同的学科中、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事实上,列宁紧紧抓住垄断这一帝国主义的实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其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并以此从不同角度界定帝国主义,其方法论彰显了综合性特征。

   1.超越各种“政策”的界说

  一般认为,西方的“帝国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imperium演化而来的,最初用以描述帝国权力、帝国统治等。到了近代,这个词的含义逐渐发生变化,常用以描述殖民现象。可以说,将“帝国主义”解释为一种强国的对外扩张政策,是其传统含义的自然延伸。这种用法,在列宁的著述中也可以见到,尤其多见于1914年前的著述。例如,在1913年3月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列宁指出:“疯狂的扩充军备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目前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即便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也有过这种用法。例如,他在“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部分中就有“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的说法。那么,对于霍布森的“对外政策”、考茨基的“特殊政策”之类的解释,列宁为什么要进行批判?这是因为仅仅做出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还只是停留在现象的层面,远远没有达到反映资本主义时代变化和帝国主义实质的高度,在方法论层面达不到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要求。就此而论,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超越了传统的政策层面的解释。

   2.揭示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般说来,下定义就是一种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事物本质特征的说明方法。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列宁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全面、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前,他对帝国主义的个别特征就有所论述。例如,1914年10月,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中明确提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特征是帝国主义政治”等论断。1915年5—6月,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完毕”。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研究,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论著中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他深刻认识到,“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因此,“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是列宁为帝国主义所下的最简洁的定义,也是他关于帝国主义的总的观点。但是,他同时认识到,只讲垄断这个根本特征,而不注意其他基本特征,那我们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因此,“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在这些基本特征中,垄断是最根本的特征,决定着并派生出其他特征。在此基础上,列宁得出包含着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完整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定义方法,既突出了垄断这一根本特点,又关照了其他基本特征,体现了突出重点与考察全面的统一。

   3.定位资本主义新发展的“特殊阶段”

  在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列宁运用横向的结构分析与纵向的过程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从历史方位角度对帝国主义做了界定。这种界定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原理、首先从经济方面开始的。根据垄断这一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列宁得出对“阶段”的第一个判断——“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在完整分析了帝国主义五大基本经济特征后,列宁得出对“阶段”的第二个判断——“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将“阶段”置于经济结构历史演进过程之中,列宁得出了他的第三个判断——“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

基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列宁还站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高度、从社会形态角度对帝国主义做了界定。他说:“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那么,这一“特殊阶段”到底特殊在何处呢?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它的特殊之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那么,从政治角度乃至社会形态的角度呢?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并没有明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当时要在俄国国内公开出版,“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在不久后所写、在日内瓦发表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列宁则没有这种表达上的顾虑。他直截了当地指出:“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应该说,这一定义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仅同时涵盖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和特殊历史阶段,而且完整分析了特殊历史阶段的三个方面的含义,深刻反映出帝国主义源于又高于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体现着它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历史趋势,确实符合列宁自己的理论定位,是“一个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

   4.描述资本主义新发展形成的“世界体系”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理解帝国主义,是随着系统论、世界体系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而出现的一种学术倾向。从理论上溯源,世界体系论确实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述中发现思想资源,因为系统分析的方法论前提就深植于唯物辩证法。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国际分工等问题的论述,就蕴含着现代世界体系的思想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三个从属于”,实际上就描述了当时的世界体系。针对英国人当时的骄傲与自得,恩格斯曾不无讽刺而又极其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这里的“太阳”和“卫星”一说,对后来世界体系论的“中心—外围”分析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学者吉姆·布劳特曾说,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原创性和重要性在于,他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社会体系加以分析和考察。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再发现。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提法在列宁那里确实就有。例如,1920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列宁在论及大国瓜分世界问题时还明确指出了依附现象——“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多斯桑托斯公开肯定了列宁对依附论形成的历史贡献,并明确指出:“列宁在为帝国主义下此定义时,不仅提出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而且也提出了殖民地革命日益重要的作用。”阿明认为,列宁的界定有助于分析现实,“当前的世界体系(‘帝国’)并没有减少帝国主义的色彩,反而比过去更具帝国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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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黑格尔曾说:“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恩格斯高度肯定唯物辩证法之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认为“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从历史到现实来看,关于帝国主义定义问题的种种争论,归根到底是世界观与方法论之争。否定革命辩证法的实证主义崇拜,是许多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者身上流行的通病。唯物辩证法是列宁帝国主义定义运用的科学方法论。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重温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并思考其方法论特征,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

其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源于高度的方法论自觉。这种方法论自觉首先体现在认真的方法论准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理论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就深刻地认识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意义,开始着力弥补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他潜心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希望藉此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反复钻研《资本论》,希望充分地利用其中的逻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经过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这样理解的逻辑,归根到底就是唯物辩证法。正因为如此,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才能做到:充分地占有材料而不被大量的材料湮没,批判地借鉴他人成果而不被他人观点左右,全面地揭示多方面的内涵而又重点突出垄断这个根本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能把握“尽量简短的定义”与“尽量确切和完备的定义”之间的理论张力,才能把握下定义过程中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毫无疑问,这种下定义的方法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对于我们认识和界定其他事物都不无助益。

其二,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映现出科学定义的原创性。在帝国主义定义上,列宁之所以能够超越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等人,主要就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独特性。(1)科学性奠定原创的基础。认真地搜集材料,充分地占有材料,科学地分析材料,是任何科学研究的基础。正是因为充分地占有材料且科学地运用材料,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才得以区别于考茨基等人的定义,而成为具有原创性的经典定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那种不愿意做扎实的材料搜集和加工、醉心于纯粹的逻辑思辨的冥思苦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理论原创。“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值得我们认真领会。(2)批判性体现理论的超越。列宁曾经高度评价马克思,称赞马克思将既有的思想建树“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列宁认真研究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借鉴吸收了他们的合理观点,深刻批判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错误,得出了他们因为各种狭隘或偏见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综合性彰显视角的全面。在列宁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所作的超越政策界说、揭示基本特征、定位特殊阶段、描述世界体系等方面的帝国主义定义。有学者说得好,“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特征的五个特点和包括经济实质、社会政治特征和历史地位等三个方面的帝国主义的完整定义,就是一种综合创新。更何况列宁在书中也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的观点,并对许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性的理解”。

其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彰显了重要的现实启示。有国外学者提出,一切科学理论都具有内在的“硬核”、中间保护层的“辅助假说”以及外围的“证据”。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有效主要依赖于其硬核的解释力。在我们看来,构成列宁帝国主义定义的理论内核的,是它的核心范畴、核心结论、科学方法。其中,“垄断”是其核心范畴,“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其核心结论,唯物辩证法是其基本方法(具体表现出科学性、批判性、综合性等方法论特征)。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与100年前的资本主义相比,已经且仍在发生变化,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不是终极真理,正如其所说:“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但是,只要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任何所谓“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说法都显得言之过早而难以成立。对此,有美国学者强调,以美国为代表的一种新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实质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按照不同权力资源划分为独立民族国家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这种制度中无法超越的矛盾”。同时,中国学者表达得也非常明确,“列宁基于唯物史观对帝国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和一般原则没有过时,以垄断研究为基石的帝国主义理论命题没有过时,在向旧世界价值观、制度和实践宣战的同时,为未来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认知方法、哲学态度和价值理想”。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列宁全集》第5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3]〔英〕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4]〔美〕戴维·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5]顾海良:《商品范畴作为〈资本论〉始基范畴的整体阐释及其意义——马克思〈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10期。

[6]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7]姜安:《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