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初生于高校，它的发展壮大与其在高校中的建设密不可分。100年来，高校党建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中共党建虽然涉及工厂、农村、学校等各个方面，但高校党建在其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为此，本文将从中共在高校中存在和发展的史实出发，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梳理百年高校党建的发展脉络，分析高校党建每一阶段的历史特点，总结百年高校党建的成就与经验，以为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从1921年中共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共高校党建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高校党在中共体制内的地位，也经历了从1927年前的“摇篮和策源地”到十年内战中的“边缘化”，再由抗战时期的“先锋与桥梁”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第二条战线”，这一不寻常的发展过程。这既体现了中共党建的特殊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

1．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高校党的基础性地位

中国共产党初生于高校，它的发展与其在高校中的建设密不可分。这已经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事实上，在整个中共创建时期，甚至包括大革命时期，高校党在中共建设史上都一直高居“摇篮”和“策源地”的位置。但这一时期的高校党建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中共自视为工人阶级政党，加之又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这导致中共在二大后即作出走出校园、到工农中去的决定。不过在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中共把目光重新转向了校园，并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学生加入政党的高潮。当时中共以国民党为第一级（民校），青年团为第二级（中学），共产党为最高级（西校或大学），从而在高校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发展系统。[周良书：《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这一时期，中共在高校不只是从组织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建党思路。从大的方面看，一是在体系内理清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关系，明确二者在学生运动中的具体分工；二是在体系外的各种学生团体中建立中共党团，开辟了学生的联合战线。从建党方式上看，中共从俄共习得的党团制度，也在这一时期收效显著。具体说来，一是深入校园，要求“每一个同志必须加入一个以上不带政治性质的群众组织”[《北京地方团宣传问题决议案》（1924年12月上旬），《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二是运动学生，开辟学生的联合战线[《学生运动决议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110页。]。这样既可保证党与非党群众的密切联系，又能保证党对外围组织的严密控制。

2．土地革命时期高校党建被“边缘化”的处境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高校一度陷入“破坏了再重建，重建了再被破坏”的恶性循环，直到一二九运动后才转入良性的发展轨道。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在高校面临日渐恶化的形势，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党所执行政治路线的影响。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决定什么样党的建设。这涉及到对高校党的定位问题。自八七会议后，中共党内的“左”倾路线渐成气候。从瞿秋白、李立三，直到王明时期，中共的政治路线始终摆脱不了“城市中心”论的困扰。一般说来，以城市为工作重心，应当关注高校党的建设。但“城市中心”论者的注意力却不在学校支部建设，而在职工党员发展。他们主张学生运动从属于工人运动，甚至还一度取消了学生运动。

这一时期也是中共历史的大变动时期。其变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五四”一代高校党员在中共党内完成了代际交接。一方面是陈独秀、李大钊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淡出了政治舞台，而另一方面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年青一代迅速完成向政党精英的转化，并逐步巩固了自身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第二，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批有高校背景的知识分子党员，如包惠僧、张申府、刘清扬、陈公博、施存统、谭平山等脱离了党的组织，而另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如张太雷、瞿秋白、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罗学赞、李子洲、王德三、林育南、刘伯坚、钱壮飞等则为党贡献出了生命。第三，虽然一二九运动也孕育出新一代的学运领袖，如胡乔木、蒋南翔、姚依林、冯文彬、刘导生等，但当时高校党建的整体环境，还是限制了新一代政党精英群体的形成。[ 周良书：《中共高校党建史（1921—19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这给后来中共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3．抗战时期中共对高校党建模式的探索

学生是民族解放的“先锋”，也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纽带”。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党在全民抗战中的特殊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共通过多样化的建党策略，于各类高校中建立起了牢固的基础。在非中共控制区，党采用“据点”式的建党路径，发展“种子党员”，抓紧“中心学校”，然后再通过学生团体、同乡关系等线索向外延伸，最终打开一个区域高校党的建设局面。[《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547页。]而在中共控制区，党则是将高校纳入“延安体制”之中，并使其发挥独特作用。延安高校党的成功建设，也为中共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然，若从党建史的角度看，此时高校党建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一个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成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问题。这不仅是关乎高校党建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更是中共与生俱来的一个头号难题。虽然中共对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认定依然没有改变，因而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将其直接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这一时期，中共确实为知识分子的入党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且在实践中确立起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基本原则。这多少可以看到当年施存统提出，对学生同志“做一番训练的工夫，革除小资产阶级的遗习，完全成了无产阶级化”[ 施存统：《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本团在最近期间应该做些什么？》，《先驱》第22号，1923年7月1日出版。]，这一建党思路的影子。所不同的只是此时中共通过整风运动的方式，使党的“无产阶级化”变得更可操作。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和刘少奇的“自我修养”，能够让每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灵魂上得到磨炼和洗涤，从而逐步净化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这可算是延安时期中共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最大创造了。

4．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高校建党思路的转换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高校，一度成了多党竞争的重要舞台。这既是当时中共在高校中建设的重要背景，同时它也赋予了高校党建新的历史内容。这一时期，中共在高校先后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开辟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从而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二是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从而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批干部。其实，早在1948年中共就开始有意识地为建设新社会储备人才。[《华北局对平津学运的意见》（1948年7月21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8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当时中共在接管新解放城市的原有大学和扩大老解放区原有高校办学规模的同时，还在新解放区就地兴办各种“抗大”式、“华大”式的干部训练班。这样高校也就逐步由对敌作战的“第二战线”，发展成为新中国输送建设人才的“第一战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是当时中共在高校面临的一个紧要课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告诫确有其先见之明。事实上，伴随着中共身份和地位的变化，高校党的发展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是党的领导不够民主，二是组织纪律松懈，三是有浓厚的事务主义倾向，四是保存秘密的地下作风。[《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9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为了转变上述状况，中共决定把高校党的组织向群众公开，其实质是要把党员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以便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执政党的良好形象。在发展党员问题上，中共也采用了这种公开的方式，并以“自报、公议、党批准”作为公开建党的三项原则。[《中央关于发展党的若干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这不仅改善了党员的工作作风，也极大地提高了高校党的整体质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度过了并不平静的二十九年。此前二十八年充满激情、令人振奋的革命历程，以一个奇特的方式投射在此后二十九年的历史之中。凡此种种，都给中共高校党建打上深深的历史印记。

1．“执政”条件下高校建党的新变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党在逐步创立高等教育新秩序的基础上，按照“又红又专”的要求有序推进高校党的自身建设。这既体现了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建党宗旨，也反映了新形势下国家建设的客观要求。中共在高校的这一目标设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定高等教育面向工农的教育方针，二是坚持“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目标指引，三是落实“面向教学，面向基层”的基本政策。[《高等学校党组织必须贯彻“面向教学、面向基层”的工作方针》，《北京日报》1955年1月14日。]在具体过程中，中共则坚持抓重点支部，树典型模范，然后再适时进行经验推广的重要方针。

这一时期中共在高校的建党思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青年学生为重点。当时中共采取了积极谨慎的方针，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是学生，而对于教授入党，仍存在诸多限制。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此时中共对学生和旧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决定了其在高校实行大量提拔使用青年学生干部，而在思想未彻底改造之前，绝不依靠旧知识分子的政策。然而无论是大胆提拔，还是彻底改造，都需要党加强对高校的工作力度。为此，党在对高校干部的思想作风作彻底整顿的同时，还开展了对旧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三是在实践中教育党员。这种教育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第一，通过生产建设的劳动实践，培养高校党员的劳动观念；第二，通过政治运动的实践锻炼，坚定高校党员的阶级立场。[ 安子文：《关于干部的教育、培养、提拔的问题》（1951年4月6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2．十年探索时期高校党建的两个面向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探索时期，这在高校党建史上则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制度化”趋向，中共把党的传统和新鲜经验程序化、规范化，并在高校创立了一系列党的工作制度；另一个是“政治化”趋向，这一时期中共在高校发动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既违背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也破坏了党的建设原则。

这一时期高校党建的“制度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党的工作制度和党的支部建设等三个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关于党的领导体制，1961年9月颁布的“高教六十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关于政治工作制度，中共在贯彻党委制过程中，在各高校逐步建立起政治工作机构，并注重加强和充实政治工作干部队伍。关于党的支部，“高教六十条”则规定：中共“在教师、职工和学生中应该分别建立党的支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7-778页。]。

与此同时，高校党建也表现出严重的“政治化”趋向。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提出教育“为工农服务”，到1958年教育革命中，党所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指导方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遍》（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本身就包含着浓厚的政治化倾向。在这一时期，党还把上述问题同“兴无灭资”斗争联系起来，这就不能不使高校党建一步步滑入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化”轨道。当中共宣布在‘四清’运动后，要把这种“革命风气带回学校”之后，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便一触即发了。

3．“文革”对高校党建的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在错误的时机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这场浩劫使高校党的建设蒙受了巨大损失。首先，“文革”直接颠覆了党在高校的领导体制。在此之前，中国高校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文革”发动后，先是一大批大学校长和中层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红卫兵对其任意批斗、游街、殴打、关押，许多高校干部或直接被迫害致死，或不堪忍受而“自绝于人民”。接着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事物进行大肆破坏，各种造反派头头则趁机夺取了高校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社论。]其次，“文革”还严重破坏了党在高校的组织原则。在这场运动中，党外批评党内，群众揪斗领导，皆因受到鼓励而司空见惯。一些造反派，以言论定罪，以思想定罪，甚至先定罪后逼供。而党性不纯，必然“派性”横生。[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即便是“文革”过去多年，它仍能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政治生活中留有深刻影响。

在“文革”中，运动对执政党建设的破坏性被发展到极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队伍不断分化，人们的地位千万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的信仰、原则和纪律往往被抛向九霄云外。在这场浩劫中，高校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无数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批判、斗争甚至被迫害致死。但是即便如此，高校的广大党员、群众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极左思潮展开斗争。也正是他们的觉悟和行动，构成了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强大社会基础。

4．在历史转折中推进高校党的建设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这个政治集团在高校造成的恶劣影响依然存在。为此，中共在高校坚持“破”与“立”相统一的原则，开展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破”的方面，主要是揭批“四人帮”及其亲信在高校的篡党夺权、倒行逆施，消除其不良影响；“立”的方面，主要是平反高校中的冤假错案，把“四人帮”颠倒的是非纠正过来，贯彻落实党的干部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着手加强高校党的各项建设。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恢复高校党委权威。“文革”结束后，党先是派遣联络组进驻高校，传达党中央的新指示，协助高校党委把握运动方向并开展各项工作。接着根据邓小平选配好高校领导班子的三条建议，撤下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旧领导班子，重新为高校配备新的领导班子。[ 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77-1992）》，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这进一步巩固了党委在高校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恢复党的优良作风。当时党在高校采取了延安时期的方法，即集中一段时间，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一次深入的路线教育，以恢复学校各级党组织的优良风气。[ 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77-1992）》，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此外，重视党的优良风气和优良作风的培育，以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社会风气的革命化，这也是此次高校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三是加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学校层面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在院系层面则实行分党委（党总支）领导下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77-1992）》，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高校这一新的领导体制，对于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克服当时高校内部管理的混乱局面，使高等教育事业重新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起到决定性的积极作用。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总体上实现了从开启改革开放到全面融入并主动引领全球化战略、从计划经济到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从新世纪到新时代的多维度历史性跨越。高校党建也大致经历了拨乱反正与曲折发展、重新布局与着力推进、创新发展与全面加强、全面升级与全新布局等四个具有不同历史特点的发展阶段。

1．高校党建的拨乱反正与曲折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校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正本清源，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除此之外，中共还在领导制度上，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领导体制，要求将高校各级党组织从过去那种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集中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上来。在组织建设中，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使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在作风建设上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出党风、学风建设，以好的党风促学风。二是发扬为人师表的教风，广大教师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不断提高，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内外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最终演化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在高校党建中也有直接反映。在党的思想建设上，主要表现为弱化高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抬头，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许多高校出现了党的领导失威、马列主义失灵、思想阵地失控、思政干部失散的状况。在高校党的领导方面，也出现了淡化、弱化的错误倾向。有的高校举“党政分开”和“书记开明”之旗，行“高校党委主动让权”之实。有的高校甚至提出党的活动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党的工作义务化、党的作用要淡化等观点。在作风建设上，一方面表现为高校党风建设缺乏总体规划和连续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校内部党风、教风和学风不正，致使高校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受到削弱，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遭到质疑。

2．高校党建的重新布局与着力推进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党对前一阶段的党建工作进行深入反思，并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和安排。与此同时，高校的党建工作也逐步进入了一个重新布局与着力推进的历史时期。198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下决心解决好当时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先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通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为高校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

这一时期高校党建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思想建设方面，这一时期高校党组织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致使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得到较好发展，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也逐步走上了正常化、规范化轨道。党的核心地位得以再次树立和强化。第二，在组织建设方面，这一时期高校党的组织建设主要是从反对和平演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出发，总结高校党建工作的历史经验，改革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第三，在作风建设方面，这一时期各高校在党的领导下，针对前一段党风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检查自身找差距，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高校党的作风建设，使得党风、学风、教风建设明显改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3．高校党建的创新发展与全面加强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需要，着力抓住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根本，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重点，积极推进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高校党建也由此步入一个创新发展和全面加强的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成果，如《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年）、《关于加强和改进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和大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意见》（2005年）、《关于加强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2006年）、《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2007年）、《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0年修订），等等。

这一时期高校党建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创新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高校普遍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大激发了高校党员干部、 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许多高校出现“基层党组织创先进，共产党员争优秀”的喜人局面。第二，高校领导班子制度建设有新的突破。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创新，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党委、行政的议事决策制度更加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更加规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加强，高校党建工作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机制。第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全面加强。这一时期，各高校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宣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逐步打开了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4．高校党建的全面升级与全新布局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逻辑，要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提出了新时代党建的总要求和新布局。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共在高校有序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及其常态化制度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重大主题活动，总体达到预期成效，高校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共在总结新时代高校党建经验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成果。比如，《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201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01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2017年）、《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2017年）、《关于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2018年）、《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2018年），等等。这些制度文件的实施不断巩固和强化党对高校的领导，不断深化和创新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高校的落地生根、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精准化破解高校党建工作难题发挥着重要作用。

百年中共高校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通过对高校党建百年历史发展进程的梳理，分析和评判中共在高校党建方面的成败得失，揭示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今后做好高校党建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明确高校党的建设目标

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设计高校党的建设目标，这是百年中共高校党建中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只有始终围绕中心工作开展高校党的建设，才会凸显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才能使高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才不会使高校党建工作流于形式，才不会削弱党在高校的领导地位。

历史证明，自建党以来，中共根据中心任务的不同，适时调整在高校的建党思路与策略方针，从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的“摇篮和策源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先锋和桥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又红又专”的目标设计，其建党目标始终坚持围绕中心工作来规划和部署。尽管曾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但还是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校党组织不仅为革命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干部人才，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高校党组织切实贯彻“办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方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因此，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仍要紧紧围绕党的工作中心，“把握学校发展方向，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监督重大决议执行”，“保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完成”[《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国教育报》2014年10月16日。]。

2．把握高校意识形态主导权

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共从中国实际和建党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也是其一直坚守的基本建党原则。高校的特殊角色和地位也决定了它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人的思想信仰缺失等问题，提升广大师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才能不断应对和解决高校思想领域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能够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广大高校师生的侵袭。

历史证明，意识形态领域阵地一旦抓不牢，就容易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就是一个例证。正如邓小平所言：“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为此，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就必须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8页。]。新时代高校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巩固党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发挥高校引领社会思潮的先锋作用，从而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3．完善高校党的领导体制

高校党的领导体制是关系到高校建设和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而坚持这一领导体制就是为了确保党在高校领导地位的实现。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当前中国高校的基本制度，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保证高校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领导体制也经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直到确立了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内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才有明确界定，党政之间才得以协调互动，合力推进高等教育发展。

历史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切实改进党的领导。为此，新时代中共在高校坚持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改善高校党的领导方式，不断加强高校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具体而言：一方面，党委对学校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这需要处理好党委和行政、党委书记和校长、思想政治工作和学校教育活动等若干重大关系；另一方面，要“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目标要求”，“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办学治校能力”[《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国教育报》2014年10月16日。]，不断增强领导班子成员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维护校园稳定工作能力，改进高校党委领导班子的作风，推动高校的党风廉政建设。

4．构建高校党建制度体系

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各方面建设的根本保障。加强高校党的制度建设，其核心是要构建高校党建工作的长效机制，使党内行为和各种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总的目标上讲，就是要在高校党内确立以党章为根本制度，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核心，由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党员教育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工作制度等为基本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形成包括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三方面内容的党内制度机制。

历史证明，在党的建设中，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自新中国成立，党在高校确立领导地位以来，中共就意识到加强高校党的制度建设对于高校党建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从改革开放以前高校“运动式”建党的方式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高校党的制度建设，一是要把握高校党建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二是要将制度建设作为贯穿于高校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的一条金线，并渗透于其他各项建设之中；三是要建立健全高校党建工作的考核评估制度；四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警惕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只有做好以上几点，才能构建起高校党建的制度保障，才能推动高校党建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5．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是高校党组织力量的集中体现。党在高校的领导力首先表现在高校基层党组织发挥的战斗堡垒作用，而这种作用又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保持高校党员队伍的纯洁性，以增强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凝聚力；二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教育方针，完成学校的各项工作任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部百年高校党建史就是一部百年高校基层党组织发展史。

历史证明，中共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强调通过强化党支部建设，保持自身组织的战斗力。所以，新时代的高校党建也要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支部“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对此，一是要加强党总支和党支部领导班子建设，选好党总支和党支部书记，建立健全高校党总支和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制度；二是做好高校党员发展工作，保持高校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要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把青年教师和学生作为培养和发展的重点。同时高校党员发展工作要始终坚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其数量和规模。总之，只要能够始终保证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高校就能完成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所赋予的重任。

作者简介：周良书，BetWay体育首页登录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高校党的建设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项目号：19ZDA01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